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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学研究专著]佛学论文库藏传佛教

     
    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

    作者:瑾桴·磬声 [2001-7-14 8:12:55]

        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诞生,而且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历史上,政治和宗教的协调与补充,往往成为社会安定繁荣的一种因素。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八年时传入中国后,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佛教不断地域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众多的流派体系。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和汉地南北两路传入西藏地方之后,在吐蕃王朝的倡导下,佛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接触,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其结果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佛教在其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苯教的神祗和仪式,在教义上兼容大小二乘,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兼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瑜珈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到公元十世纪后半期,终于形成了具有浓厚西藏地方民族特色,有藏文三藏经典和严密的寺院组织,学经制度等内容的新的佛教派别——藏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的称谓上,学术界存有不同的意见,一般俗称“喇嘛教”;因源于中国西藏地区,有些学者主张称为“西藏佛教”;又因其传播是通过藏语文,也有学者主张称为“藏语系佛教”。称谓有异,其揆一也。
        藏传佛教形成后,曾在我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区、青海、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以及蒙古国、独联体境内的布里亚特和图瓦自治共和国、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等地区广为传播和弘扬,近30年来,又在西方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在国内传播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信仰这一宗教的除藏族外,尚有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锡伯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怒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少数信奉者,人数多达千万之众。
        藏传佛教在形成初期,主要的教派有宁玛、萨迦、噶举等派。公元十三至十七世纪,萨迦派、噶举派在元、明两朝的扶植下,先后执掌卫藏(西藏)地方政权。十五世纪初,青海藏僧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在清朝政府的扶植下,势力逐渐强大,取得压倒其它教派的优势,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执掌西藏政权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藏传佛教研究是宗教学中的专门研究,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藏语文水平和佛教知识,能够阅读藏文典籍,同时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入藏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知识和能力,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所以藏传佛教的研究在全国和甘肃都是起步较晚的一个学科。在不少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终于揭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本文仅就甘肃学界在藏传佛教研究情况作一述评。为了叙述方便,还得从解放前说起。
        在甘肃,藏传佛教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此之前,国人对藏传佛教的真实情况,很少全面的了解,能够见到的材料,大抵都是些零星片断,不成系统的记录,更有的是些荒诞不经,给人以“神秘”、“恐怖”之感的无稽之谈;至于宗教人士撰写的有关著述,又往往偏执一端,语言晦涩,很难使人看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些从事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者们,从沦陷区来到大西北。其中李安宅就是从沦陷了的北平,辗转到了大西北,随后,历尽艰难险阻,深入甘南藏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作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大量材料,写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这是国内、外公认为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雷洁琼1988年6月为该书汉文版写的序言中语)。该书在介绍藏族文化背景与历史概况的基础上,着重介绍藏族在信仰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格鲁派——革新或当权的佛教;格鲁派寺院——拉卡楞寺。这部著作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作,但它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一个开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另外,在藏传佛教教义方面,李安宅撰有《拉卜楞寺概况》(载《边政公论》1941年9月第1卷第2期)一文,在介绍拉卜楞寺及喇嘛教的简史的同时,研究了称藏族地区流传的佛教为喇嘛教的原因;显教与密教的区别,密教在汉族地区失传而在藏族地区盛传的原因,以及拉卜楞寺六大札仓(学院)的习经制度等。于式玉撰写的《拉卜楞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新西北》1942年6月西北史地专号第1辑),作者对散居于拉卜楞红教僧人进行了调查研究。红教(指藏传教的宁玛派)的僧人生活情况是:红教僧人可娶妻生子,不像黄教徒那样集中到寺院,而是散居在各处村庄里。他们平日经营家事,有人来请,则到人家去念经。他们所念的经可分两类:一类是祈求平定禳灾除难的白经,一类是招至邪魔、埋藏镇物、咒人死亡的黑经。在西北地区,红教的大本营在青海境保安(即今青海同仁县保安)。红教属于佛教密宗,其祖师为公元747年入藏的莲花生。红教的首领叫“阿惹荷”(活佛),可是这等活佛并不转世,而是轮流充当的,即从红教僧人中推出那经典好些的来充当,三年一换,有义务而无权利。红教僧人头上蓄留大发辫是什么意思?作者经过深入调查才弄清“在他们密宗的理论上,对于头发有许多的解释。那黑黑的头发,象征着法身;上边的各种神庄严,象征报身;头发数多,象征化身;盘在头上,一来为得美观,主要的意思是恭敬师尊,常想老师坐在头上,以头顶戴老师,因此盘起头发,算是给老师预备座位”。
        红教徒头上的大辫子共分五十八股,象征五十八尊忿怒神;头上周围的蓬松细发,象征无数的空行母。念经的时候,有时把头发披散有背后,为的使人害怕;有时以头发击地,乃表示压下了敌人。再则头发的外表象征佛殿,其本身就是佛体。”头发在红教徒的眼目中有这许多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知晓的,只有深入到他们中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才能了解到,正如作者所述:“我居留藏民区三年,能说他们的话,得到他们的信任,才发现出来的”。
        在宗教活动方面的著文有:李安宅的《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新西北月刊》1941年10月第5卷1、2期合刊)、阴景元的《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边疆通讯》1947年6月第4卷第6期)、《拉卜楞寺的七月会》(《边疆通讯》1947年12月第4卷第12期)和《拉卜楞寺的四月会》(《边疆通讯》1948年7月第6、7期合刊)等。其中李文《拉卜楞寺公开大会》较全面地介绍了除拉寺内僧侣们的法事活动繁多的大小会之外,每年要举行七次公开大会:即夏历正月的祈祷大会(藏语称莫朗姆)、二月的祭会(丛确)、三月的舞会(朵吉羌)、四月的斋会(尼雍乃,又称“娘乃”)、七月的说法大会(日禾扎)、九月的禳灾杀敌仇舞和十月的宗喀巴逝世纪念会。所谓公开大会,自然也是法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就是在大会期间,寺院全部开放(平时是不开放的)。就寺院本身来说,有宣教的作用;对一般群众来说,可以有到寺院内进行瞻礼、观光的机会,是将教义通俗化具体化而来一个尽情欣赏的机会,是老百姓破除一年艰苦生活节奏的机会,也是以毛皮、牛马换取青裸、谷豆以及其他外来货物而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机会。所以在公开大会期间,蒙藏民族和商贾是不远数百里麇集于寺院附近,进行贸易。相当汉地的庙会和物资交流会。七个大会中以正月和七月两会规模为最大,甘南藏区的主要贸易,在解放前也是在这两个季节进行的。
        关于寺院僧侣和宗教人物方面的著文有:黄明信的《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康导月刊》1945年3月第6卷第2、3、4期)、李安宅的《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边政公论》1944年8月创刊号第1卷第1期)和黄子翼的《嘉木样呼图克图》(《边疆通讯》1944年4月第2卷第4期)。其中《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主要介绍入寺为僧的人,从择拜师傅、学习经典、辩论经典、获得“格西”(善知识)学位的全过程情况。一个僧人要完成这个全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而且要求极为严格,所以绝大多数僧人终生也难取得“格西”学位。另外,要获得“格西”,除了有学问之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财力作后盾,文章说,要取得一个“多仁巴”(在西藏称作“拉仁巴”)学位,需要四五百元白洋的用费。另外,该文对在拉卜楞地区把“喇嘛”(实指僧人)呼为“阿喀”原因,作了有趣的考证,认为喇嘛自小出家,在寺中自然需要一个年长的人照管,这照管者普通多是他的伯叔之属。藏语伯叔为“阿喀”,于是阿喀就成了照管人的代名词。同时他对于一切年长的喇嘛,也都叫“阿喀”。于是“阿喀”又成了一个普泛的对喇嘛的尊称。这种考证分析是合乎当地的实际情况,是有道理的。《嘉木样呼图克图》是介绍拉卜楞寺主嘉木样一世到五世的生平事迹的,略而不详。
        另外,1947年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圆寂,由治丧委员会将散见在各报刊上有关拉卜楞寺的文章以及高僧撰写的文章,整理汇编成《辅国阐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纪念集》基本上概括了拉卜楞寺历史情况和组织辖区属寺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本比较详细完整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拉卜楞寺简史、概况的结合。美中不足之处,也是略而不详。
        以上所述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至解放前(1938-1948)甘肃研究藏传佛教的基本情况,也是甘肃藏传佛教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以个人研究为主,没有形成力量;研究者们都是自己深入藏区进行调查而出成果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重视民族、宗教工作。1950年在兰州成立了我国第一所民族学院,培养了一批藏语文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又成立了甘肃省民族研究所,集中了一批研究人员。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央民委曾组织民族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甘肃省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也随之参加,深入藏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到大量的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大,可能是我们囿于闻见,“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共计二十七年,在这一较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问世。粉碎“四人帮”后,被撤消了的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先后恢复,遣散了的人员大部分重新归队。新的形势鼓舞了教学与科研人员,他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再次深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藏传佛教。西北民族学院的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孙尔康四人,于1977年春开始到甘南、青海黄南、四川德格、甘孜和西藏自治区,历时十个月,一边实地考察,一边收集资料,编著了《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一书,开始了甘肃藏传佛教研究的第二阶段。同年,上述四人又参加了由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佛教部分中藏传佛教教义、教派、寺院组织、宗教人物、经籍书文、菩萨诸天等词目的撰稿工作。1981年12月,随着《宗教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藏传佛教”这一名称,也随之被国人所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藏传佛教研究在甘肃开展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藏传佛教源流及形成的特点研究:丁汉儒等四人编著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是甘肃研究藏传佛教的第一部专著。1978年12月,由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宗教学会铅印内部发行(1991年2月于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影响颇广。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佛教在西藏的早期情况、佛教西藏地方化——藏传佛教的形成、主要教派及其教义、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政教合一”制度和藏传佛教寺庙的僧伽组织、活佛转世制度、寺庙经济、思想文化影响、经法教育制度和解放后的藏传佛教等方面都作了概要和全面系统的叙述。国内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版这类宗教的专著,见到的较少。是书的不是之处,其深度显得不够。
        唐景福、温华的《喇嘛教》(《百科知识》1981年第8期),对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别创建的历史和特点,作为较全面的介绍,富有很强的知识性。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合著论文《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从四个方面对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后发展和形成喇嘛教的特点作了分析,论述了佛教与苯教互相斗争融合并逐渐演化为喇嘛教的过程;密宗在藏区所以得到传播崇信的社会原因;活佛转世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对喇嘛教的名称、宗教的传播、活佛转世和西藏原始信仰的关系、政教合一等问题也都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密宗是九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崇信密教不必苦读经典,不必累世修行,只要经过上师灌顶,多念咒语,供花敬佛,祭祀烧施,就可快速成佛。这是一种廉价而又省力的精神鸦片,容易被那些迫切希望摆脱极端困难、文化落后的群众所接受。佛教本来是禁欲主义者,无论大乘小乘都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四条戒律。至于女性是被歧视的,平时不能随便入庙,即使出家也不能成佛。但密宗却有些特别,讲究所谓“双修”,乃为“助道”;说什么男女双修,“男是智慧,女是方便”,意即用巧取的方法速成佛。他们除了供奉“佛母”、“明妃”、“欢喜金刚”等偶像,还专门讲述所谓“双修仪轨”。按照这个所谓“双修仪轨”修持,即能满足现世享乐的欲望,又能进入来世享乐的佛国。物质的和精神的,现世的和来世的,都被占有了。什么“方便”、“智慧”?密宗的“双修”,狰狞的神像,神秘的咒语,说穿了它的奥秘,就是被统治者用来欺骗、恐吓、镇压农奴,巩固封建农奴制的一种“方便”和“智慧”罢了。《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一文中这些论述被认为虽然不是结论,但“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见王点著《雍和宫和奥秘》紫禁城出版社)。198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李羡林、蔡尚思等著的《中国佛学论文集》和1985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两书都收录了该文。1989年10月,该文曾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
        在藏传佛教教派研究方面:唐景福、温华撰的《试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论述了藏传佛教萨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萨迦派得到元朝的支持以后,在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所起的作用;萨迦派在宗教上的特点和衍变;萨迦派在发展藏族文化上的贡献。其中主要论述了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元太宗)即位,遂将西夏旧地和青甘藏区划给他的次子阔端做为份地,阔端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后,于1244年派亲信大将多达那波和加曼二人入藏,邀请富学五明的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顺蒙古问题。萨班虽出身世袭贵族兼教主家庭,但思想较先进,趋向革新,以63岁高龄,东来内地。于1247年在凉州与阔端会晤,顺利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萨班致公开信于西藏各僧俗首领,陈述利害,劝导归顺,从此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唐景福撰的《喇嘛教噶举派的历史及其作用》(《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论述了噶举派代替萨迦派统治西藏时,西藏的社会生产发展的情况,及其与明朝的关系。
        才旦夏茸撰的《西藏佛教宗派名称之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该文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名称,从教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释,并对学术界流行的有关藏传佛教教派名称的错误称谓进行了正名。
        在藏传佛教僧传研究方面:才让撰的《玛尔巴传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该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藏传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克服种种困难,三次赴印度求法的艰难过程以及传道布法和生活的情况。彭清深撰的《布敦·仁钦珠在藏文佛典目录和分类上的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该文考察了藏传佛教夏鲁派宗师布敦·仁钦珠一生的学术活动,其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做出了二件巨大的贡献:一是撰写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善逝教法源流》,汉译本定名为《佛教史大宝藏论》又称《布敦佛教史》,这是一部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勋硕大著;二是编纂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这部《丹珠尔》乃是藏文佛典完备的定本。公元十三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整结教义教典清甄佛籍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布敦之肩,而布敦也正是应运而生出色完成这一大任的一代大德高僧。布敦大师以广深的佛学思想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实践活动相辉映,揭示了藏文佛典深湛博大的学术内容和沉积亘远的藏族文化渊源。唐景福编撰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1991年6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首本汉文藏传佛教的僧传,乃为中国僧传史领域的研究发了先声。收录藏、蒙、土、汉等藏传佛教名僧123位,总传体裁,编排以时间为序、经纬交织,时间为经,事迹为纬,分别述说,时限自公元八世纪西藏佛教前弘初期名僧巴桑囊起始,到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圆寂为止,时达千余年。虽然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同出一根,但其历史作用和表现形式与汉地并非完全相同,藏传佛教的佛学思想渊源,经典翻译,宗教传承是接受了印度大乘教的直接影响,同时基于西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为了保护早期的封建所有制,人们的劳动几乎全部用来进行社会生产,这一情况的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偏重实践而不尚教理的学风,严守佛教经典,注意宗教实践的推广,重视教义和苦修,少作理论上的发挥,这是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藏传佛教既具有从大乘空宗移植的神秘思想体系,较为完备的经典,和社会现实相等人为宗教的共同性又吸收本教某些巫术崇拜仪式和神祗,并发展为众多教派,宗教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和特有的寺庙僧伽组织及经法教育制度,这些都构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特点。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故此为藏传佛教名僧立传与汉地佛教传统的各种“高僧传”就有着相当距离的着眼点与出发点。藏传佛教正是具有上述的特点,因此给其僧人立传就必备有一定的标准,以何种角度,采用那种界限,取舍立传的素材?编撰者紧紧结合藏区社会特点,以在藏传佛教史和藏族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硕勋大德作为立传的僧选,收录各宗派的创始人与主要传承者以及历代的达赖、班禅等各大转世活佛,这些至尊名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勤劳智慧开拓疆土,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建立突出的功绩,他们是信仰藏传佛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书为藏传佛教名僧的立传独辟蹊径,开启新的路端,以严谨的学术性,准确的资料性,与编排结构的系统性构成的特点得到宗教学界的好评。1993年6月,该僧传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关于藏传佛教在甘肃两大寺院——拉卜楞寺和禅定寺的研究方面:对于拉卜楞寺的建立问题,有曲又新撰的《拉卜楞寺创建和发展情况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和他的《拉卜楞寺名称的由来及其权属辨疑》(《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考证了“扎西苛”到“拉卜楞”一词的由来。关于拉卜楞寺的权属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属于青海和硕特部黄河南前首旗蒙古亲王说;一种是归今夏河县甘加乡的原卡加部落的卡加“洪保”(意为土官)说。曲又新通过多种文献的考证,认为后一说法是正确的,并指出,西蒙古(即和硕特蒙古)虽然统治了青海,“却不能忽略自古世居在这些地方的藏族及其孤立分散在蒙古王公统治下生活着的事实。而这些地方的藏族群众又无一不是受着自己直接顶头上司-土官(也可叫部落长)、土司的统治”。
        在拉卜楞寺和河南蒙古亲王间的关系方面,曲又新又撰《拉卜楞寺之根本擅越-黄河南蒙古亲王概说》(《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较详细地论述了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的历史和河南亲王的世系。还有张庆有的《黄河南蒙古亲王岱青和硕齐与一世嘉木样结盟考略》(《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也探讨了和硕特蒙古部与拉卜楞寺建立者嘉木样活佛一世间的关系。
        孙尔康撰的《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创刊号>)较详地论述了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发展和强化的全过程,以及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下的封建剥削和统治方式。尤其是对在第五世嘉木样时,拉寺政教合一制的强化过程,述说较详,对研究近现代安多藏区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樊保良撰的《论拉卜楞寺在历史上的作用》(《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和姜法璞的《略谈拉卜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位和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两文,用史料探讨了拉卜楞寺在西北藏区的历史地位。唐景福的《拉卜楞寺僧人学经制度与经济来源述略》(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藏族史论文集》)论述了拉卜楞寺僧人学经的方法、次第、学位的获取及该寺的经济来源是:根本施主的奉献,广收布施,信教群众的供奉和经商放债等。
        丹曲、马秉勋二人合写的《噶丹赛赤贡唐仓及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着重介绍这位藏族著名高僧——贡唐仓丹贝仲美的生平以及他的著述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另外,丹曲又新发表在1983年第3-4期《甘肃民族研究》的《拉卜楞地区三百年大事纪略》一文,较详细的记述了自第一世嘉木样活佛诞生之日起到拉卜楞地区解放时止,三百多年内拉卜楞寺及其所辖教区内发生的和一些波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还有罗发西等人合编,由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的《拉卜楞寺概况》,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拉卜楞寺历史的综合性资料,特别是对该寺的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的介绍,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在拉卜楞寺对外开放的今天,也是广大旅游者了解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艺术、文物知识以及僧侣生活的尚好的通俗读物。
        对卓尼禅定寺的研究方面,有杨茂森的《藏传佛教古刹——卓尼禅定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和《卓尼版〈大藏经〉》(《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两文,主要介绍了卓尼禅定寺建立的历史和刻印的《大藏经》,资料性较强。王继光撰的《卓尼丹珠尔目录》(《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对卓尼禅定寺所刻印的《丹珠尔目录》进行了考据性的详勘细探,并将卓尼杨氏土司的世袭传承也作了订误和说明。包寿南编的《甘肃藏族近百年大事纪略》中也附有“卓尼禅定寺组织系统表及寺院历史沿革说明表”,对于研究禅定寺也有其参考价值。
        在藏传佛教著述的翻译方面:有唐景福翻译的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烈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1984年1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论述自佛教传入西藏地方后,与藏族原始信仰笨教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斗争,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藏传佛教的形成,在统治阶级倡导,扶植下,僧人参政,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始末。取材颇多,内容丰富,对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之始末,能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系统地道其原委。对研究藏传佛教发展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士宏翻译的《卓尼政教史》(西北民族学院民研所编印,内部发行。1990年10月由兰州古籍书店出版编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卷》发行)是书译自拉卜楞寺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季美昂吾撰的《丹珠尔》目录“如意宝鬘中有关卓尼部分史料,对研究卓尼版《大藏经》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王沂暖主编的《藏汉佛学词典》1986年8月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该词典主要以藏文佛学词汇为基本词条,并包括藏传佛教著名高僧、寺院名和佛教经典名称。所收词目第一版为3781条,(第二版增至13000条,130万字)。词目的注释以汉文为重,能用藏文注释的词条,亦注释了藏文,文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存的藏文典籍,无论那一方面,无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满佛教的名词术语,对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藏汉佛学词典》的出版问世,无疑是对藏学研究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进一步研究,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该词典是我国第一部,曾获1987年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1989年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
        除此,在藏传佛藏文典籍方面: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拉卜楞寺志》(1987年7月版)、《宗教源流史》(1984年4月版)、著名高僧《贡唐丹白卓美传》(1987年6月版)、《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传》(1990年2日版)、《章嘉若贝多吉传》(1989年11月版)、《第一世嘉木样传》(1987年6月版)、《卓尼丹珠尔目录》(1986年12月版)和《安多政教史》(1982年3月版)等等。对研究藏传佛教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一阶段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特点是:涉及面广,有一定的深度。研究方法有个人研究项目,也有集体合作项目。在研究过程中都得到单位领导的有力支持。所以在时间上和第一阶段几乎差不多,但成果比第一阶段丰富。这就是甘肃学界对藏传佛教研究的基本情况。今后,我们还打算在这方面作评述工作。
            

    (原载西北民族研199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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