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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学研究专著]佛学论文库佛教与道家、道教

     
    略论道佛二教的相互融摄

    作者:杨毅 [2001-11-26 8:29:10]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槃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注释
            ①参见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354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②《通向禅学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绪言》。
                                    
                                  
                                            原载《开放时代》1996年6期作者系国家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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