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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佛教研究所] 禅宗哲学象征

后记

1996年6月~1999年6月,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霍松林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学位论文《禅诗研究》。2000年6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方立天先生的指导下,继续研究佛学与诗学。进站时,我提交了《博士后研究计划》,其中谈到进一步充实提高《禅诗研究》,出版相关研究专著,主要包括《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三部。半年时光匆匆而逝,我日日在闭关中度过。现在,拙稿终于呈献在读者诸君的面前,我也得以暂时舒一口气,静对摇窗新绿了。
霍松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分别是文学界、哲学界德高望重、有学术影响的学者。亲炙两位先生的法席,我时时感受到哲学与文学、禅韵与诗情的交汇圆融,理性的深邃与悟性的通脱鼓荡着我,成为我学术探索的灵感之源。
与霍先生的缘分,我在1999年初出版的《佛缘丛书·序》中曾有叙及:
1984年,我以弱冠之年从先生治中国古典文学。那年一起入学的有十位同学,毕业时松林师泼墨挥毫,题赠绝句,有“十全十美古犹稀,万里前程各奋蹄”之句。当年受学之人,如今都在各自的领域扬鞭奋蹄,有的成为科研教学的骨干,有的成为其他领域的佼佼者。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路,亦颇感欣慰:多年来我一直默默耕耘砚田,寂寞溪头点勘春,自得其乐。1987年硕士毕业时,奉先生雅嘱,我曾尽一年之力,完成《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中200万字的撰写任务;前些年又与先生有了新缘分,合著了《苏轼黄庭坚诗词评注》。在对古典文学与禅学的研究中,我发现,要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禅宗。唐宋以后卓有建树的中国文人,都深受禅的濡染,并将之化为性情,形诸作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必须上好禅学这一课!因此,我决心再上层楼,对禅与文学作更加透邃的体验、感悟与研究。读博三年,对我的禅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以博士论文《禅诗研究》初结硕果。
十余年前,在陕西师大读硕士期间,几乎用所有的时间苦读《杜诗详注》等古典诗学名著。毕业前后,在霍先生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地进行《万首唐人绝句》的校注、集评工作。经过艰苦的磨炼,为我此后的学术探索打下了比较紥实的基础。
这里,再谈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方立天先生的有关论著给我的有益启迪。这种启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治学思路。近几十年来,罕有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来介绍佛学基本理论。因此,方先生于1986年出版了《佛教哲学》,运用现代哲学语言,如实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此书从实际出发,力求适应现代人的需要,以现代语言解说佛教术语,对佛教思想进行现代化阐释。在书中,方先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依据佛教哲学的发展轨迹,依其固有的逻辑,阐释其思想内涵。这种治学思路,为笔者撰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书一方面尽可能地遵循禅宗哲学固有的话语来描述,一方面又尽可能地适量运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来描述。
二是治学精神。方先生精进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一有空就到文史楼阅览室读书,至今仍有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他在谈到治学方法时说:“我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即搜集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和有关传记等原始资料,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尽可能无一遗漏地反复阅读史料。……以便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自看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细心比较,取其长,补己短;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撰写论文。”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尽可能独立地进行思考,是方先生治学的基本原则。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对我的熏染很大。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分析,也是“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在充分占有资料、反复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观点。
对禅宗哲学象征的探讨还仅仅是起步,要走的路还很长。限于水平,书中一定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作者谨识
1999年6月初稿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2001年3月改定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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